的这些告状信。根据一贯的经验，一位新任领导免不了要遭受一些人的反对。后来，告状信越来越多。同时兼任省纪委书记的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便指示省纪委派人到黄原去调查田福军的问题。当然，苗凯同志也给这位老上级耳朵里灌了不少田福军的情况”。

但省纪委的人没有调查出田福军的什么大问题；许多告他的信纯属凭空捏造。事情随之也就不了了之。可是，告田福军的信仍然有增无减；而且后来的告状信都直接寄给了省委书记乔伯年的办公室。

本来，省委书记乔伯年这两年对南北山区几个地区的工作，还是较为满意的。这些地区大部分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一两年来，实际成果说服了许多怀疑论者。那些地区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改变了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使大部分群众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

当然，“冒尖户”还是少数。眼下并不象某些满怀热情的作家用肤浅的文艺作品所宣扬的那样，似乎农民都发了财，动不动就把电视机抱回了家。我们的农民艰难，我们还不清楚吗？他们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穷到了骨头里；新政策的优越性不可能在两年内就把所有人都变成大富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解决了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一切都还是刚刚开头，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接踵而来，需要迅速而有力地给予解决。

但是，省委书记感到，这两年来，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它的负责人，本身在认识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因循守旧的观念。改革的阻力由此可想而知。毫无疑问，我国整个农村的进步乃至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有待于一个长时期不断改革的艰难过程。

无论如何，这个省的南北山区已经迈出了令人鼓舞的一步，并以此昭示了未来多方面的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任何眼睛没瞎的人都能看得见的。应当指出，在这一方面，最贫困的黄原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这当然和地委书记田福军同志大胆解放思想是分不开的。

可是，偏偏他的告状信最多！

唉，中国呀！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些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先烂”等等“经典哲学”从我们的生活词典中剔除了呢？

近一年来，乔伯年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落实中部平原地区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面。

中外历史证明，革命常常容易在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开始。而较富庶的地方，变革往往要困难一些。

当山区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行一年多的时候，本省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不是群众不愿意改变这状况；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抗着，长期按兵不动。当然，在省委领导中，也有分歧意见。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不必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有些地方的大集体一直搞得很好。

乔伯年认为，平原地区农村的“大锅饭”照样应该砸烂。为此，他通过答省报记者问的形式，号召平原地区仿效山区的榜样，大规模实行生产责任制。没有人公开反对新政策，但实际工作中抵抗的大有人在。他们采取的是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对抗的方法。这些人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持贯彻“上面的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知己们下棋打扑克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而严重的是，这些人往往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或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份。一年来，乔伯年为改变这种局面，改换了中部平原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这些地区的农村已经渐渐处于一种急剧变革的状态中……小暑前后，乔书记想起应该到山区去看一看情况。近一年多，他忙于平原地区的工作，对南北山区的目前情况摸得并不透。

于是，他准备在全省的煤炭基地铜城市按原计划视察完工作后，顺便先到毗邻的黄原地区走一圈。

没想到他在一个山沟的矿区发起了烧。这使乔伯年很着急——他已经给黄原打了招呼，说他明天到那里。

他当时住在这个矿的招待所，又是半夜，只好把秘书小王喊醒，让他给自己找点药。

小王的手在他额头上摸了摸，说：“让我给医院打个电话！”

“算了，”他说，“吃几片药说不定明早上就会好的。你一打电话，市上和矿务局医院说不定把救护车都开来了。”

“而且还把警报器拉得呜呜响！”秘书加添说。

乔伯年笑了。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随便，他们都敢和他“放肆”地开玩笑。

乔伯年索性接上秘书的话，进一步“发挥”说：“那样，大家以为失了火，说不定把救火车也开来了！”

乔伯年一边开玩笑，一边吞下去八片羚羊感冒片和一包阿鲁散。

第二天早晨，病情果真好了许多，他就立刻起程直奔黄原……省委书记一到，地委书记就忙了。田福军先和乔书记在几个偏远县份的农村跑了一大圈；回到黄原后，紧接着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以听取省委书记对地区工作的指示